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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位君主取得一个新的国家,如同新肢接合于他的旧肢体那样,那就必须解除这个国家的武装,除了在你取得这个国家时就是拥戴你的人在外;而且即使后者,也必须看时间和机会,使他们变得柔弱和软化;并且必须进行安排,使得这个国家的全部武器都掌握在你的旧国家里靠拢你生活的你自己的士兵手中。[4]阿米尔卡雷(Amilcare,即Hamilcar),公元前五世纪迦太基将领,远征西西里,战败于杰隆(Gelon)。[7]富尔利伯爵夫人(contessadiFurli,即CaterinaSforza),当她的丈夫富尔利伯爵季罗拉莫(GirolamoRiario)在1488年被暗杀后,取得在富尔利的权力,直到1500年该城被切萨雷·博尔贾占领时为止。cq9游戏合作平台[17]费尔迪南多(Ferdinando,1452—1516),西班牙国王,曾出兵援助那波利驱逐法国查理八世入侵,作为侵略意大利的手段;后于1500年与法国路易十二世瓜分那波利;1508年与德、法、西班牙及教皇合谋瓜分威尼斯,其后为了争夺意大利同法国作战(1511—1513)。

cq9游戏合作平台[4]大流士(Dario)指波斯国王大流士三世(DarioⅢ,在位是公元前337—330),又名科多曼诺(Codomanno),一再被马其顿的亚历山大的远征军战败,公元前331年全军覆没,大流士逃脱,后被自己的州长杀害。[7]奥利韦罗托(OliverottodaFermo),姓欧弗雷杜奇(Euffreducci)。马基雅维里论述的事件发生于1501年12月。其后在1502年12月31日,奥利韦罗托在西尼加利亚被切萨雷·博尔贾杀害。对当前的事件,公爵所采取的措施就是这些。但是对于将来,他不能不忧惧重重。第一件事是,教廷的新继承人可能对他不友好,而且可能企图夺回亚历山大教皇已经给他的东西。因此,他考虑采取四条办法。其一,把那些他已经废黜的统治者的家族灭绝,使教皇无可乘之机。其二,正如上面所述,把罗马的贵族全部争取到自己一边,以便得到他们的帮助抑制教皇。其三,尽可能使枢机主教团[11]更加倒向自己。其四,趁着教皇未死的时候取得更大的统治权,以便能够依靠自己抵御最初的进攻。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当亚历山大教皇去世时,公爵已经完成了三件事;第四件事也差不多完成了,因为对于那些被废黜的统治者,只要他能够杀多少就已经杀多少了,只有极少数幸免于难;同时罗马的贵族也已经被他争取过来,而且在枢机主教团里面极大部分人是他的同党。至于进行新的征服问题,他决计成为托斯卡纳的主宰。他已经占领了佩鲁贾和皮奥姆比诺,并且已经把皮萨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他一旦不再需要顾虑法国(他实在无需继续顾虑,因为法国人已经被西班牙人驱逐出那波利王国,这就使得他们当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得不向他买好),他就立即攫取皮萨。继此之后,卢卡和锡耶纳一来由于对佛罗伦萨人的妒忌,二来出于恐惧,都会立即投降。对此,佛罗伦萨人不会有什么补救办法。如果他的这些计划实现了(他在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去世那一年是获得成功的),他就会取得巨大的权力和声望,他可以自立,不再依靠他人的武力和幸运,而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能力。

[11]马尔科·迪迪奥·尤利亚诺(MarcoDidioIuliano),193年佩尔蒂纳切被杀后立为罗马皇帝,在位六十六日被元老院所杀。在新近的那些事例当中有一件事,我不想保持沉默:亚历山大六世除了欺骗人们之外,既不曾作过任何其他事情,也从来不曾梦想过任何其他事情,但是他总是找到上当受骗的货色。因为世界上从来不曾有过一个人比他更加有力地作出保证,比他更加信誓旦旦地肯定某一件事情,而同时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加随便地食言而肥的了。可是,他的欺骗总是称心如意地获得成功,因为他深刻地认识到人世的这一方面。张成林留天海?难 他确曾与队友告别 去哪扑朔迷离cq9游戏合作平台[8]朱利奥二世于1506年征服了波洛尼亚;战胜了威尼斯,然后解散康布雷联盟;另外于1511年成立反对法国路易十二世的神圣联盟,由教廷、威尼斯、西班牙联合起来驱逐法国人。1513年2月朱利奥去世后,法国人再次被驱逐出意大利。

我所以把土耳其皇帝除外,这是因为他身边经常拥有一万二千名步兵和一万五千名骑兵,土耳其王国的安全和力量就是依靠他们。因此君主必须同他们保持友好关系,而把其他一切事情放在后头。苏丹统治的王国[21]也是同样的。这个王国完全在军人的手中。因此,苏丹也不管人民怎样,必须同军人保持友好关系。但是必须注意:苏丹国家同其他一切君主国都不相似。它类似天主教的教皇制,既不能称作世袭君主国,亦不能称作新的君主国;因为以前的君主的子孙并不是作为他的继承人,依继承权统治的,王位继承人是由享有特权的人们选举出来的人。这是一个古老的惯例,因为这个君主国并没有新建立的君主国所遭遇的任何一种困难,所以不能被称为新的君主国。虽然君主是新的,可是这个国家的秩序却是旧的,而且它安排迎接当选的君主,仿佛他就是世袭君主似的。但是在公爵开始拔剑之后的第五年,亚历山大教皇就死了。他给公爵留下了罗马尼阿这个国家,在两个强大的敌军之间,只有它是巩固的,其余的一切都是不可靠的,而且公爵自己病入膏肓[12]。现在考虑了上面讨论过的全部事情,并且自己思量:意大利此时此刻是不是可以给一位新的君主授予荣誉的吉日良辰,是不是现在有某种要素给一位贤明的有能力的君主提供一个机会,让他采取某种方式,使自己获得荣誉,并且给本国人民带来普遍的幸福;我觉得许多事情合在一起都是对新君主有利的,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比现在对君主的行动更合适。而且正如我所说过的,如果为了表现摩西的能力,必须使以色列人在埃及成为奴隶,为了认识居鲁士精神的伟大,必须使波斯人受梅迪人压迫,为了表现提修斯的优秀,必须使雅典人分散流离;那么在当代,为了认识一位意大利豪杰的能力,就必须使意大利沉沦到它现在所处的绝境,必须比希伯来人受奴役更甚,必须比波斯人更受压迫,必须比雅典人更加流离分散,既没有首领,也没有秩序,受到打击,遭到劫掠,被分裂,被蹂躏,并且忍受了种种破坏。至于埃利奥加巴洛、马克里诺、尤里亚诺等人,我就不打算议论了,因为他们都是十足可鄙的,所以很快就给消灭了。但是我想就上面的论述总结一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君主们要使自己政府的军队特别满意,其困难比往时减少了,因为尽管他们必须对那些军队给以某些照顾,可是如有任何困难很快就获得解决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任何一位君主都没有一支军队象罗马帝国的军队那样,同政府和地方行政当局一道根深蒂固。如果说,在罗马帝国时代,满足军人比满足人民更有必要,那末现在所有的君主,除了土耳其皇帝和苏丹[20]之外,满足人民倒是比满足军人更有必要,因为现在人民比军人更有力量了。

现在我还想回顾一下旧约圣经里面有关这个问题的一个譬喻。大卫请求扫罗王让自己同非利士人的挑战者歌利亚战斗。于是扫罗为着使他壮胆,把自己的铠甲给他佩戴,可是当大卫试了一下之后就立即谢绝了。他说,戴这个铠甲就不能够很好地发挥自己的力量,他宁愿使用自己的投石器和自己的刀子同敌人周旋。总而言之,他人的铠甲不是从你的身上落下来就是把你压倒,或者把你束缚得紧紧的。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表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因此君主必须有足够的明智远见,知道怎样避免那些使自己亡国的恶行(vizii),并且如果可能的话,还要保留那些不会使自己亡国的恶行,但是如果不能够的话,他可以毫不踌躇地听之任之。让我说,那些被胜利者合并到自己的古老国家的国家,或者与征服的国家属于同一地区,使用同一语言,或者并非如此,二者必居其一。如果是同一地区的话,特别是如果那些国家的人们不是起义帮助下,洛多维科归国迅速光复米兰。但其后又被法军挫败,死于监狱。另一个更好的对策,就是在一两处可以说是那个国家要害[5]之地派遣殖民,因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否则就有必要在那里驻扎大批步兵和骑兵,二者必择其一。而君主在殖民这件事情上不用花费许多钱财;他无需花费,或者只要支出很少费用就能够移送殖民,并且使他们驻屯在那里。而君主所触犯的人们只是因为他们的田地房舍被拿去给新来的殖民的一些人,而这些人只是那个国家的极少数的一部分人。同时被触犯的这些人仍然散居各方并且仍然是贫困的,因此是永远不能够对君主为害的;而且,所有其余的人都没有受到侵害,因此对他们加以安抚是容易不过的。同时,由于他们害怕自己遭遇将如同那些被掠夺的人们一样,他们就战战兢兢不敢犯错误。

[10]当时马基雅维里正在作为佛罗伦萨的使者在切塞纳的切萨雷·博尔贾的宫廷。在1502年12月23日、26日向佛罗伦萨所作的书面报告中,他谈及雷米罗被囚和民众对雷米罗的反感,以及目击曝尸实况。马基雅维里对处决的作法没有任何反感。一位君主如果带军队出征,依靠掳掠、勒索、敲诈和使用别人的财物,这个时候慷慨是必要的;否则士兵就不追随他了。正如居鲁士、恺撒、亚历山大一样,对于既不是你自己的财产也不是你的老百姓的财产,你尽可以作为一个很阔绰的施主,因为你慷他人之慨淋漓痛快,不但无损于你的名声,倒是使你的声誉雀起。只有把你自己的财产挥霍了,才损害你自己。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至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因此,明智之士宁愿承受吝啬之名,因为它虽然带来醜名但是不引起憎恨,追求慷慨之誉,则必然招致贪婪之名,而贪婪之名则使醜名与憎恨两者俱来。cq9游戏合作平台[2]这里“许多人”,在古代,包括以《理想国》著名的柏拉图、以《政治论》著名的亚里士多德以及西塞罗等人;在中世纪,包括教父哲学代表人物奥古斯丁(354—430)、托马斯·阿奎那等人。马基雅维里反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但是在国家论方面,特别是在《李维史论》中,又受亚里士多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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